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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迈尔的惊世预言《光年》《幽浮光年》8-10章

生命探索 xyh 2年前 (2017-06-17) 403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比利迈尔的惊世预言《光年》《幽浮光年》8-10章

第八章 昴宿星人的超越驱动

【昴宿星距离地球大约有五百光年,传统的地球物理学指出以人类所能理解最快的速度(光速)来回一趟地球与昴宿星之间需要一千年。但是迈尔认为昴宿星人的推进系统能够比光速还要快上几百万倍,而西米斯就经常由她的家乡伊柔星到地球之间来回旅游,迈尔说昴宿星人走一趟只要7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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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奇记得童年时父亲时常被联邦调查局棘手的案件围绕,面对案件,他父亲总会多方面地研究与深思,搜集相关的资料再去评估它们。维奇对他父亲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也因此使他对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事情看起来是如何的)很有好奇心。维奇说:“是我的兴趣一直引导我调查这些特异的现象,发掘神秘事情的背后。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许多原本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案子,在父亲细微的观察与思索之后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他的发掘过程更令我感到刺激。”
比李年轻10岁的维奇是一位身高6英尺、瘦长且留着一撮棕色胡须的人,这胡须使他的下颚及上唇轮廓显得特别突出。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教徒,曾接受过神职人员的教育及训练,由此可以说明他那良好的品行及仪表。李显然是比较暴躁的,容易情绪激动,有时难以自我克制;而随和及表达力强的维奇则是中立、沉着冷静且分析力强的,他们两人真可说是各有所长,相辅相成。
在这个团体中,维奇是唯一一位尚未拜访过迈尔农场,尚未与迈尔及目击者面谈的人,他也未曾在迈尔拍摄相片或摄影的地点观看过。维奇对李非常了解,并已透过他而与史蒂芬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他很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在他亲身访问过农场、观察当地居民言行举止、以及有机会去验证他自己的假设之前,他是不愿意对这个案子作任何判断的。
在凤凰城举行的汉尼威研讨会是一场国际会议,与会者有政府官员、银行界及各国军事要员,而汉尼威公司曾以电子通信保密专家的身分邀请维奇出席。早先曾有一个国际顾客从英国伦敦打电话来要求监听公司提供服务,虽然李和维奇仍继续协助客户找寻办公室电子通信系统是否有漏洞,但由于他们对迈尔及其故事的好奇不断增加,使得他们对公司业务付出的心力越来越少了,维奇不再经常为俱乐部的午餐会作演讲,公司也不再接受靠私人关系介绍来的业务了。
李说:“监听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但史蒂芬倾全力专注于迈尔的案子,而我们也已经到了必须把公司的事暂时搁至一旁的地步,因为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它了。”
七月底,一个离伦敦80英里远的金融机构,经由汉尼威公司的介绍来找监听公司。由于担心竞争对手已经侵入他们的电话系统,因此该公司的老板希望立刻清查整个办公大楼。于是李和维奇便挪出整整两周的时间去处理他们已逐渐疏远的监听工作,并且告诉史蒂芬等他们完成伦敦的工作后相约在瑞士见面。当时在苏黎士东南方的山区已是既温暖又干燥的气候了,他们终于很快就可以散步在迈尔曾经拍照的现场,并可以进行测量工作。
李和维奇在伦敦工作一段时间并解决了顾客的问题之后,就搭乘火车到了苏黎士。到那里后史蒂芬租了一辆汽车载他们去农场。由于有一周的时间可以调查迈尔这个人、当地的人及事件的发生地,并且验证他们在凤凰城就归纳出的理论,所以维奇预计他们应该可以在离开瑞士时带着答案离去。但是到目前为止李已亲眼看过、亲耳听到很多事情,他已开始查觉到迈尔几乎是不可能杜撰整个故事和所有的证据的。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又没有同谋,也没有资源,使得李很容易相信迈尔的部分故事可能是真的。
但是仍然有些事似乎不太合理,有些事实在是怪异得令人无法相信,而且那些相片也还没有明确的结论。甚至有人认为那些金属样本并没有什么特别。虽然李也承认陷入了迷惘之中,但在迈尔的证据通过更多查验之前,他还是不能肯定迈尔所说的话有多少可信度。
按照计划,史蒂芬在苏黎士火车站和他们碰面后即驱车经温特斯到达山中小村杜斯南,再穿过山区走大约15分钟的车程到达农场。他们住进布肯文旅社,那是李去年春天停留的地方,这是一个三层楼高,有绿色百叶窗的旅社,有很多窗户,每一个窗台如今都已长满了绽开的红色天竺葵。
虽然他们坐夜车在车上几乎没怎么睡,但是他们并不想休息,因为此时瑞士是阳光普照的早晨,李和维奇希望能够尽快到达农场。当他们取下车上的行李送入房间之后,就立刻驱车越过山区,经过农场和梨子园到达西密鲁提。维奇坐在后座,一面观赏乡间风景,一面思考到目的地时要搜集的资料,譬如围绕在着陆痕迹四周的树林、迈尔照片中各个实物彼此之间的距离等,但他也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忽略一些小细节。
他说:“我希望获得一种感觉,就像我希望获得事实真相一样。”又说:“我希望能对那里的人作深入详细的了解,就像我希望按照计划完成测量评估及其他工作一样。”
就像史蒂芬在前一个秋末到达农场时一样,也像后来的李在春天来临时造访一样,农场上都有一些从欧洲各地骑摩托车或走路到西密鲁提的年轻人,他们在农场附近搭起帐篷,有些人则在鸭池塘旁的一整片大草地上搭起他们带来的帐篷。由于正值夏季中旬,天气变得比较温和,来露营的人数也增多了。更有些年纪较大的开车前来,他们大多住在西密鲁提鹅卵石街边佛瑞荷福旅舍那狭小简陋的房间里。薇瑞拉·富尔有着圆圆可爱的脸蛋,是佛瑞荷福的经营者,她指出:“夏天来看迈尔的人相当多,是该店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法国人很少,”她解释,“大多为德国人,有一些奥地利人和美国人,很多瑞典人,也有荷兰人。”
他们到达时迈尔正在农场前的屋外等他们。迈尔当时满脸胡须,胡子稍带红棕色并略为卷曲。当他们互相握手时,维奇和李一样也仔细地审视着迈尔的眼神,但他未看到和感觉到任何熟悉的东西,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吸引,也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维奇好像只是看到了一位“希望单纯过日子的普通人”。
维奇说:“我觉得他似乎正陷入一些他无法掌控的事情中,那是他学习的东西。”
维奇立刻就感觉到迈尔不是一位热心的人。虽然他对维奇的举止很诚恳,但他似乎又不太在乎维奇的存在。维奇很快就发现农场似乎到处充满了漠不关心的感觉。
“我原以为会有人向我解释—段精彩的故事,也就是说有人会很热心地试图要说明一些事情,或者相反地,他会试图隐藏一些事情,但是结果却好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他们会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把我们介绍给所有的人,但是他们对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却没有任何反应。”
维奇虽然有很多问题要问迈尔,但他却发现似乎只有极少数的问题能够由迈尔本人来回答,实际上必须由其他众多目击者及接触地点的地形来证实。迈尔只是整个事件的焦点,所以不应该向他提出问题,反而应该向其他人询问有关他的问题。令维奇比较有兴趣的是能亲身走在发生事件的土地上,与瑞士气象局的人员谈话,而不是与迈尔闲谈。
他们准备检验接触现场的程序是:在当地拍下3×5的一系列照片,再与原来的照片比对,找出当时拍照的确实位置,然后再开始测量。维奇说:“要测量距离、高度、树木的宽度,甚至草的高度,我们造访每一个地点就是要了解这一类的细节。”
他们从那一天下午开始,持续好几天拜访了4个所谓的接触地点,迈尔亦伴随着前往。当驱车到达地点时,维奇就发现他们在凤凰城推论出来的理论是有问题的。例如;有一些地点是向上急陡的斜坡,在夏天时还可以通行,但是却几乎无法开车上去。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迈尔的许多照片都是在冬末或春初,那时正是白雪覆盖的道路因雪溶而变得泥泞时。
维奇记得:“那就是我们的理论开始失效的时候。”
他们只在第一现场短暂停留了一会儿,因为维奇发现了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这是他后来称的“明显的一致性”的一个例子。所谓明显的一致性通常是指以简单观察法从小处去验证迈尔故事的每一个小地方,并逐渐增加重量。当所有资料放在一起时,使得原本很奇妙的故事变得更加神秘了。
维奇在第一个现场以及在之后的每一个现场所注意到的事情是:从他们走出车外仔细观察并开始测量现场开始,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人走过来问他们是什么人,在那里做什么,或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或者这些人就干脆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一次维奇进入一个现场,他原以为那是一个比较隐密隔离的地方,但他却发现此前迈尔曾拍摄照片的现场一百码内便有一户农舍。
当驾车在该现场旁的一条小路上时,李、维奇和史蒂芬曾与另一辆迎面而来的车子相遇。过了一会儿,迈尔指挥史蒂芬转入一条狭小的路再开向现场,此时那一部车也迅速绕转过来,尾随他们,并把车停在附近。然后这些人注视着他们在现场来回地走动及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测量树木及距离。
维奇后来说:“起先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你可以在那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而且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会有旁观者在现场观看并造成干扰,而且你可以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走入那一个现场,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现象。”
维奇获得了气象报告,并思索如何利用这些资料来对每一现场(也就是照片背景)予以实证。他以1975年8月8日为例,那天真的是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吗?他说:“如果照片中暴风雨前夕的乌云密布是不可能在1975年8月拍摄到,那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吗?”虽然如此,他还是没有发现不一致的地方。但维奇后来发现当地的气象报告都可能是不正确的。由于现场极靠近气候急剧变化的山丘,因此当地气候常有急剧变化的可能。维奇后来发现,他亲身经历的那些恶劣天气,当地气象报告竟说是无风无雨、气候稳定。
维奇说:“天气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黑森堡。有时你可能在那里站上整整一个小时都没有任何天气变化状况发生,它可能是一个美丽晴朗的天候;有时又可能突然由美好的晴天转变为乌云密布,有点雾和雨,甚至看起来像要下雪的样子,等一下又突然刮起风,那就像你固定站在一个位置上,却会遭遇三或四种不同的气候变化。因此,那又彰显出另一个我们未曾考虑到的问题:在这种天气多变的状况下就更难伪造任何东西了。这不是你只在这些现场停留5分钟就能够了解的,你必须要在那里花费一些时间。”
有一件维奇特别记载的事是:在黑森堡相片中那棵树的后方观察斜坡落差。他原先对迈尔伪造这张照片(即太空船停留在高大的树枝头)的方法存有许多幻想。在一个晴朗的午后,他们攀登上一个陡坡,并且沿着以前的痕迹到达现场,维奇发现那是个绿草如茵的断崖,而且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远方是一排连续的山峰。当他们走到断崖边的树旁,可以看到崖边突然斜削下去,向下延伸至一个深谷中,此时怀疑迈尔伪造太空船的想法几乎立刻在风中消失无踪。
那棵树与迈尔拍照的地方相距52码远,接着再测量树干的位置与长度,对照它在相片中的相关位置与大小,再由基本的三角测量法就可推算出太空船的大小。
维奇解释道:“当相片中的太空船与相片中的其他真实物体相比时,几乎很容易就可看出太空船的大小与迈尔他们所说的是否相符。而这通常是在伪造太空船相片时人们最常犯的错误。”
依据他们的测量,在黑森堡树边的太空船直径大约有21英尺,与迈尔曾说的相符。
维奇说:“我们原先就发现了一些可能的破绽要到现场实地验证,我们要审验现场及作一些测量。但是当你到达现场,并且比对照片时,你就会将所有疑虑一扫而空,你只需在现场看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不是业余人士可以轻易伪造的,因为不论是当地的地形、地势、风势,甚至于瑞士的法律规定,都不可能伪造;何况这个乡村又很小,又时常有一些喷射机以不高于二、三百英尺的高度飞过山谷,你可以目视它们在那种高度作滚桶转、回绕及缠斗,因此在这里有很多毋需任何特殊技巧就能轻易拆穿伪造的环境因素。
“如今的问题是这些照片是在何种情况下在黑森堡拍摄到的?当时的气候很酷寒,风很强,地面积了很多雪。我们是在夏天来到这里,即使如此也由于土地太泥泞及湿滑而使我们几乎无法攀登上去。可见当时的情况有多糟,那一定是个寒冷的傍晚,更何况还要越过农舍才能到达现场。任何人在此种天气外出都是一件极不寻常,且会引起当地居民极端关注与谈论的事。而今却有这么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穿过农场,在这种天气攀登陡壁……,而且那里的雪并没有铲除,而迈尔却要在这种风势和气候中爬到那上面去,还要在这种环境中处理所有的技术问题。”
除了地形上的复杂与当地陌生人好奇的关注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使维奇在看过一个又一个的现场之后更加认为伪造那些照片是不可能的,这个因素就是他在空气中所感受到的湿度,那里的湿气很大,而且瞬息万变,这种湿度除了照相机的镜头能感应之外,肉眼是看不见的。一个真实存在的太空船只有在数秒钟之内被连续拍摄数张照片,四周的气候也才能保持不变:如果是模型拍出来的照片就需要调整其模型位置,而整个过程至少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而此时相片背景的天气定会随时有所改变的。
“天气是如此的多变,”维奇记得,“只15分钟就可能从微明、很清晰、到空气混浊,再变为迷茫。在这种环境下试着去伪造相片,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
“同时,”维奇说,“你还需要时间。因为如果它是模型,在拍摄前你至少需要投掷5次以上,或以悬挂的方式移动它来拍照。那里的风势、湿气,甚至地形:一打以上的因素都会使伪造照片的人发疯。如果你要伪造这些照片你就需要时间,而你会发现不论迈尔是否伪造了照片,他在这些现场所没有的一样东西就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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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期,有一群人声称不仅看到非比寻常的太空船,同时还曾搭乘过太空船,并与船上的人交谈甚久。这些人被称为接触者,而他们的故事也引起了大众的注意,这就迫使美国空军企图将飞碟的存在予以轻描淡写,同时蔑视积极寻求答案的民间UFO组织的研究工作。
最著名的接触者是乔治·亚当斯基、杜鲁门·比斯鲁、欧非·安吉露西、丹尼尔·福瑞及郝华·门奇,他们每个人都宣称曾与“太空来的兄弟”接触,并获得指示要从贪婪腐败及原子弹的阴影中解救世人。那些太空来的兄弟带他们登上前往金星、土星、木星或海王星的太空船,他们在那里看到美丽的女士,并且从欧桑、奥拉、爱伦或海王星接受更进一步的指示,及倾听他们谈论他们在家乡的行星上所过的犹如田园般的优闲生活,那是一种生在地球上的人们最向往的生活。由于全国民众都对这些接触者产生极大的兴趣,使得美国出现了150个研究飞碟的俱乐部。1954年,接触者乔治·凡·达斯在加州犹卡山谷发起了第一届巨石集会,那是一个由接触者提供经验的演讲会,也是一个有摊位销售纪念品的园游会,参加人数超过五千人。
1956年秋天,34岁的门奇,一位油漆匠,有黑色的浓发及细长的颈部,受邀在《今夜》节目中担任来宾,同时出现在节目中的尚有史蒂夫·阿伦。一开始记者朱利斯·圣杰门在节日中描述1955年11月发现太空船的那一幕,观众们原先的反应有的是不屑一顾,有的则是哗然大笑,但是当门奇开始叙述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听到门奇声称自己曾经乘过飞碟时,整个气氛变得充满了困惑的惊奇,并且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原来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却变成了充满兴趣的屏气凝神。门奇告诉观众,那年初,外太空人曾经教导他如何经由心灵感应来沟通,并且带他飞到金星,他在那里看到了美丽的圆顶建筑物。
他说:“我乘金星侦查船穿越太空,那种感觉很难描述,好像无重力地悬浮在太空中。透过某种电讯投射,我看到了一个金星上的城市,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更有秩序、更平静及更美丽。”
他也曾到月球旅行。在那里,他只有一点呼吸困难,但是仍还可以呼吸。
他说:“大多数和我接触过的人是来自金星,但是我也看过来自火星及土星的人,甚至还有一些就在地球上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当门奇的陈述出现在收音机及电视上后,有好几千人特地到他新泽西州高闸的家拜访他,警察也曾一度被召请过来处理他家门前拥塞的交通。圣杰门在1956年秋末来此访问他,发现仅仅一个下午就有三百多人到这里看他。
大众并不要求很多证据,只要他们觉得接触者很诚恳他们就很高兴了。为了证明接触的确发生,接触派的创始者亚当斯基曾展示了18张令人怀疑的相片,其中有些相片有斑点和影子,有些又比较阴暗,照片的主角都是底部有轮子的钟形物体。亚当斯基还拥有一个用石膏打成的火星人足迹模型,上面还有一些密码及暗号。其他的一些所谓接触者都曾提出过相关的证据。比斯鲁提出的是一个用法文写的短语,另一位名叫巴克·尼尔牛的,曾卖过一束5元的金星卜圣伯纳犬的毛(重约385磅)。
安吉露西及福瑞则没有任何证据。
和亚当斯基一样,门奇也有5张相片,其中有一张是一个黑色木乃伊形状的东西站在一个会发光的圆形物体前面,门奇说这是一位金星人站在侦查船前。同时,门奇还出了一张唱片叫《土星之歌》——真正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音乐。他有一次写信给UFO组织的人说:“我们厌倦了神秘、道听途说的有关飞碟的传闻,及有关太空接触的丑陋谣言。”他接着又说,“我们请了一位科学家对我从月球带回来的植物进行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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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一位毕业于美国海军官校的退休陆战队飞行员唐纳·凯何少校(曾是查理斯·林白的助理),成为一个民间团体空中现象全国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此团体刚成立几个月,就快速扩张到1,200名会员,其中包括很多政治家、科学家及高阶军官。凯何建立的空中研究会总部设在华盛顿市,并聘请一些有声望的知名人士为理事,其中的一位就是海军中将罗斯可·希伦科特,他是凯何在海军官校的同学,也曾是中央情报局在1947年的第一任局长。凯何及其他理事们致力于把飞碟事件推上政治舞台,因此在1957年到1966年间,凯何及其他空中研究会会员在电视及收音机中出现的次数超过900次。
由于凯何与军中建立了密切且可靠的关系,所以凯何也曾暗中知悉很多早期(而且是机密的)空军被飞碟所困扰的消息。他知道的很多见闻都有很可靠的目击者,他们向军方报告了一些令人讶异的事情,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解释,所以许多情报分析家都以“太阳系内行星之间的现象”作为解释。基于这些资讯,凯何曾以此为题写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和文章。1950年,他曾指出:空军早就知道这些华丽又神秘的太空船是从哪里来的,而官方的说法却是:“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出现,它只是一个复杂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是要让美国及全世界准备接受飞碟的神秘。”即使是在7年以后,如果空军确有任何发现的话,他们仍然会守口如瓶的。
身为空中研究会负责人的凯何开始向两个方面挑战:一是要求空军将UFO文件解密;其二则是希望让合法的调查员参与UFO的调查工作,因为很多人会把空中研究会的成员与那些曾飞到金星及吃过“太空马铃薯”的“疯子”混为一谈。事实上,虽然凯何也认为飞碟是由外星球来的,但他却拒绝任何自称曾与外太空人有过接触的人加入该会成为他们的会员。他曾写过许多信给接触者,其中的一封信是写给门奇的,信上说:“有人通知本会,在你的演讲及其他场合中,你曾说过本委员会承认你所宣称的事情及看法(包括你宣称自己与外星人见面交谈,并且拜访过月球),在此,本委员会要郑重地告诉你,本委员会绝不会为你或者任何人所宣称的事情‘背书’。”
凯何一方面要避开与接触者之间的不名誉传闻,同时又要在国会山庄中继续与军方争辩,希望能够举行一次有关UFO事件的国会听证会。他写信、演讲并提供国会议员各种最新的消息,许多人都对他能够提出那么多的事实与那么好的报告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每当他游说众议院或参议院的任何一个次级委员会考虑举行听证会时,空军就会以“整个有关于UFO的事件只不过是因为大众追求稀奇古怪事情的心态所致”为由,说服委员会中的一、两名委员,而使听证会办不起来。空军认为:“举行国会听证会只不过是给了UFO这个主题一些名声而已。”但无论UFO为何,UFO至少未曾伤害过人们,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美国仍然是安全无虑的。
但凯何觉得他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有效地证明事情的确有蹊跷,空军不但在解决问题上毫无能力,更对国会议员及民众作了“矛盾的、令人误解的及不实的叙述”。凯何坚信美国空军隐藏了凯何编辑的所谓“耶稣诞生以来最重大的故事”,所以他建议此时应该是摊牌的时候了,他要求在众议院太空问题及生活科学委员会中,空军将它是“超级”飞行器或是被外星人所操控的证据展现出来,同时空中研究会可以回答空军所提的问题,而空军亦可回答空中研究会所提的问题,双方答询后如果众议院同意空中研究会的说法,则凯何希望此机密事件从此解密;如果凯何无法证明并说服众议院,则他将解散整个空中研究会。
但是在听证会即将举行前夕,有一位众议院的委员私下和蓝皮书专案工作人员谈话,结果使该委员认为没有必要考虑召开听证会,于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便攻击凯何是“恶意毁谤军方主要部门”,他认为凯何的提议是“一项卑贱的计划,企图使空军丧失信用”。
但是空军蓝皮书计划的特别顾问艾伦·海尼克博士本人便曾私下一再向空军建议,应该更深入地调查UFO现象。虽然他能够解释将近1.5万件引起他注意的现象,但是他也在1966年《周六晚报》上写着:“仍有上百件令人困惑的事件,而其中约百分之四更是令人不知所措。”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之间,凯何仍然继续在国会中努力奔走,而一般大众看到的天上神秘物也越来越少,并使得大众要求国会给予答案的压力也逐渐减小,再加上送到蓝皮书计划的报告也大幅减少,使海尼克博士自己都认为该现象似乎将逐渐消失。但是在1966年3月的一个晚上,密西根希尔得学院87位学生看到一道红、黄及绿色的光线从沼泽地升起,且距离他们的宿舍仅二、三百码。
这道亮光大致像一个橄榄球的形状,突然那道光芒飞向宿舍,停下来,又飞回到它翱翔的沼泽地,镇上的民防主任也用望远镜看着这个发光物体,看了3个小时。第二天晚上,在63英里外有12个人(其中也有几位警察)在密西根达斯特镇,看到了另外一个发光体从农庄旁的湿地升了起来,它在差不多一千英尺高的地方停住,翱翔在空中数分钟,最后又飞走了。有一位农夫和他儿子曾经在五百码内接近该物体,并听到它迅速起飞时发出类似子弹飞出的声音。
这两次见闻让新闻记者又狂热了起来,所以空军马上派海尼克来调查此事。但是当他到达希尔得校园时,却几乎无法找到任何目击者,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聚集在校园内及农庄上,当地人们的情绪高涨,甚至于连警察都开始说看到飞碟了。蓝皮书计划的负责人打电话给在密西根的海尼克,告诉他一定要从挤在这个几近歇斯底里小镇上的新闻记者群中站出来,并且发表一个说明来解释这些见闻的起因。但是海尼克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他并不了解为什么会有亮光产生。
“为了要找出一个可以合理解释这些现象的理由,”海尼克在1966年发表在《周六晚报》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记得曾有一位密西根大学的植物学家打电话给我,他特别提醒我这可能是‘沼气燃烧’的现象。”
就在海尼克开始调查的第三天,有一大群电视摄影人员及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底特律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海尼克当时说出了“沼气”两个字。他原本只是想要说明这种稀有的沼气会燃烧成小的火焰,有时候会浮在地面上,它有可能就是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但是正当他说出“沼气”这两个字时,招待会上的记者们都已经迫不及待地跑向电话亭去报回报社及电视台了。
空军及海尼克看起来都像是傻子,超过一百位的目击者没有一位能够接受这种解释。那位民防主任说他曾经用双筒望远镜持续观察了3个小时,他肯定那亮光毫无疑问是来自某种载具。
众议院少数党领导人杰利·福特特别斥责空军对密西根见闻的轻率回应,因而要求国会全面调查UFO事件。两周半后,UFO现象在历时19年之久,众议院军事服务委员会终于第一次举行了公开听证会。
1985年海尼克在接受《全球杂志》访问时说道:“当时我扪心自问,我何时才能以科学的诚实态度来说明我的确不知道这些现象是什么,而且说它们实在有必要更深入地调查。”
1966年4月5日国会举行听证会时,空军参谋长哈乐德·布朗就指出,由一群科学家组成的、特置的“奥宾小组”,6个月前开始秘密集会审阅UFO的案子。该小组曾作出结论认为飞碟的见闻有科学上的潜在意义,并建议空军继续支持蓝皮书计划,由大学中找寻能够迅速动员的研究小组支援,搜集一些刚发生的证据,再严谨地予以评估。但是由于相关见闻的报道不多,以及大众兴趣的衰退,空军觉得不必急着去执行该小组的建议,所以空军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今,由于最近媒体报道的密西根见闻又激起了大众的兴趣,再加上国会施压希望空军找出答案,所以参谋长布朗告诉众议院的军事服务委员会,空军将会立刻开始找寻一个军事小组以外的科学家小组,致力于研究UFO问题。
然而,由于这个主题包含了太多的误解又太轰动了,因此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北卡罗来纳及加州大学在内的一些知名大学,都拒绝参与这项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寻访之后,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最后选择了科罗拉多大学的爱德华·乌拉·康登博士,并提供31.3万美元的补助金,由康登博士指挥一些特别顾问及由12位科学家、心理学家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整个研究计划。这个所谓的“康登委员会”便在UFO的45年历史中留下了一段最受争议的插曲。
64岁的康登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美国高等科学联合会的前任主席,他曾是洛斯阿拉摩斯曼哈顿计划的副指挥官,当时他曾对原子弹计划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建议。他也是雷达研发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科学家身分能够同时满足空军及科学团体的要求,使得UFO的调查似乎将会获得一个公平的视听。
但是在1966年9月,第一次康登委员会开会前两周,海尼克和康登一起吃晚餐。稍后海尼克在接受《全球杂志》访问时表示:“这位有名望的科学家对飞碟的存在是持反对态度的。”后来当海尼克走访该计划的办公室时,他发现计划协调人包伯·劳已将尚未开始研究且至少需要两年以上时间都不易完成的报告各章名称与“结论”写在黑板上了。从这两件事海尼克就可以预知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了。
虽然空军在国会的指示下成立了康登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UFO的争辩,但是在几个月之后,委员会却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了。1967年1月,康登在一次荣誉科学同学会中演讲,并告诉他们:“我现在是倾向于建议政府退出,并且不要插手这件事,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事。”然后,根据纽约州爱莫拉镇《星球公报》的记载,他又微笑地说:“我认为即使在一年以后,我也不可能获得任何结论。”
康登是一位善于说故事让很多听众产生兴趣的人,而他故事的内容多半是取材于当他被任命为委员会负责人时,所获得的一些疯狂且令人困惑的故事。譬如说,一位穿着高尚年约50岁的绅士,有一天坐着凯迪拉克豪华礼车来到委员会总部,向大众宣称他是萨尔瓦多爵士,是所谓第三宇宙代表人(第二宇宙是由熊所组成的),他要求该委员会提供30亿美元来建造一个太空站,以容纳第三宇宙登陆地球的太空船。
根据1969年由康登委员会心理学家大卫·桑德斯博士所著的《飞碟,是的!》一书指出,康登确实研究过前面所说的案子,而所谓的萨尔瓦多爵士则是一位最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人。但是无论如何,康登还是把他的发现向华盛顿当局报告了。所以后来当有一位来自加州的人指出某一特定时间在布尼威盐田会有外星人登陆时,康登立刻就通知了犹他州州长,并且调派了一位调查员跟着犹他州高速公路巡逻队及当地管乐队足足白等了两个小时。
1967年9月,丹佛市《洛矶山新闻报》有一篇专栏提到康登的话:“到了21世纪,当人们开始回顾过去时,一定会发现很多很可笑的事情,而飞碟问题必定是其中的一项。”
康登自己只调查了几件真正棘手的案子,而且重要的研究他也很少和部属讨论进展。事实上,他的部属几乎都看不到他。劳是康登执行计划的职务代理人,他也拒绝去调查部属建议极具调查价值的案子,而经常忙于研究一些其他会员认为不太相关的研究。他有一次旅行到欧洲,表面上是去研究UFO,但他却花了很多时间到苏格兰去研究“尼斯水怪”。根据桑德斯书中所述,“劳事后解释研究尼斯水怪与研究UFO是互相有关联的,因为这两件事都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了解人们是如何研究这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海尼克以他自己的体验认为,此委员会应该会发现UFO“对国家利益非常重要”,并认为委员会将建议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去探讨“这类科学上极具挑战性的案子”。他于1967年1月写给康登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很多科学家都表示对UFO‘很感兴趣’,我很容易就可以将他们组织起来,就如同这儿有一个隐形的大学,而里面都是一些有兴趣的科学家。”
经过了几个月,海尼克及其他曾在委员会中演讲的人发现,康登和劳对一些明显可以解释的报告都有一些破坏性的成见。康登还是继续在大众前面讥笑那些与外星人接触过的人,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这些故事才把UFO事件越弄越大的。而劳也太仓促就指出很多案子很容易以天文学的现象来解释,或说那些都是误辨已知物体而造成的。他还说研究UFO的人早就明白这一点了,他们只是勉强要为一些困难的案子找出解释。
在1967年夏天,工作人员中的一位科学家发现了劳在1966年8月所写的一个备忘录,此时正在空军与大学签定合约之前,劳给备忘录取的名称是“UFO计划的一些看法”,并且还向学校的教职员作过演说,在备忘录中他指出很多在大学里的科学家避免承接此计划,因为这个研究必须很客观,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承认飞碟的确有可能存在。劳摘录这些拒绝研究UFO科学家的想法是:“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值得费心去思考。”而劳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中间的奥秘就在于,你的报告在大众面前,它看起来是一份完全客观的研究。但对科学界而言,它让人觉得那是一群不相信UFO的人尽力做到客观的立场。”他认为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一步,就是积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对那些声称自己曾经看过飞碟的人进行调查,再将他们所提供的具体证明予以轻描淡写就可以了。
劳的备忘录触怒了桑德斯和诺曼·李文博士(委员会的一位电子工程师),他们将这一份备忘录送交给唐纳·凯何,而他又转交给委员会以外的一位著名科学家,而康登以“无能”为由指责桑德斯及李文。两周后,也就是1968年2月15日,劳的行政助理玛丽·路易士·阿姆斯壮要求辞职,并在她的辞职信中指出:“这里几乎是一致地对劳缺乏信心。”而劳则反驳说:“她并无太大的兴趣要与这些执行调查的人谈论,或者去阅读他们的报告。”她无法了解为何大多数科学家与劳的结论相去这么远,她同时也指出:“小组成员都有一个共识,认为UFO问题已经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了。”
“关于我们的结论报告,”她继续说, “我想劳一定会说:‘虽然我们不能证明外星人不存在,但是我们能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它是存在的。’但我却成为这是不正确的。我无法了解的是当那么多人正致力于案子的研究时,他又怎么能提出这样的声明呢?站在我们的立场,我认为如果说劳误导了我们,这句话对他是公正的。”
其他的委员会同僚也相继离职,1968年5月14日《期待》杂志的一篇报道就公然指出康登委员会的问题,并且要求提出一项新的国会调查工作。1968年7月29日,当康登委员会渐渐了解其工作并着手撰写结案报告时,海尼克、卡尔·沙根博士及其他四位科学家(包括詹姆士·麦道博士),在众议院的太空及航空委员会前作证。
仅仅几年的时间,麦道就成了研究UFO最主要的拥护者。他的个子很高,体型略瘦,充满活力,记忆力非常强,比海尼克更善于言辞。大卫·麦可·杰卡布在《不明飞行物在美国的争辩》报道中指出,麦道与海尼克在1967年的第一次见面时,麦道曾进入海尼克的办公室,敲他的桌子并大吼:“你怎么能坐拥这么多的资讯这么多年,却都没有向科学团体提出警告呢!”
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及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后,麦道曾主持亚利桑那大学大气科学研究所。他是一位极受尊敬的人,他曾对云的产生、飓风的变形及由废气造成的臭氧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虽然他研究UFO比海尼克晚很多,但他却把研究UFO称为是“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他认为:“我们不知道UFO是什么,完全是因为我们只会在旁边不断地嘲笑与讽刺。”
他告诉众议院太空及航空委员会说;“依据我两年来仔细的研究,我目前的看法是:飞碟可能是来自外星球的,并且从事于一些试验性质的‘监视’工作。事实上我必须指出,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在你们的管辖范围内,还没有其他问题比这件事更具科学性和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这些话听起来是有点危言耸听,但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
海尼克告诉该委员会使科学家不愿研究UFO的原因只有两个:第一件是没有一些确实的数据(空军只对国家的安全感兴趣,而不愿意去收集足够的科学数据);另一件则是有些自称与外太空人接触过的人及一些廉价的低水准杂志都煽动大众及对UFO大作文章。海尼克说就因为一直都无法澄清这两件事,所以造成科学团体对UFO的误解也“越来越多并越来越广”。
这两位在听证会前作证的专家都建议应该对这个主题作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听证会结束后,大家就一直在等待康登委员会的最后报告。1968年11月15日,康登委员会发表了一份1,485页长的文件,一共检查了91个案子,每一个案子都归纳在下面五个不同分类中:外太空人见闻、光学及雷达见闻、旧案子、新案子及照片证据。
天文学家兼天文物理学教授富兰克林·罗沙博士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国太空人的视觉观察》。他是美国航空及太空总署的咨询顾问,他曾就太空人在登陆水星及双子星的太空航程作过行前指示及回程报告。他检查的十个令人非常感兴趣的目击事件中,只能解释其中的7件。他这样写着,“这3件无法解释的现象是从非常多的报告中搜集出来的,对于分析家而言,这是一项挑战。其中有一项特别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发生在白天的现象:那是一个细部均相当清楚的物体(譬如有一个手臂从主体内以一个很明显的角度向外伸出)。如果现象发生时,北美空防系统能指出所看见的物体是在靠近GT-4太空船的附近,那我们也就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在不明飞行物的名单上。”
物理学家乔登·泰耶写了一篇名为《光学与雷达的目击事件》的文章,文中对1965年8月发生在英格兰雷肯立斯的一个案子作了以下的结论:“此一事件是雷达显示档案中最困惑与不寻常的事件,由UFO明智高明的行为可以看出,该不明飞行物具备某种高超的机械设备,这应该是这件事件最可能的解释了。”
由天文学及照相学家威廉·哈特曼博士所审验的UFO相片案子中,有一件是关于1950年由奥勒岗州马明威的一位农夫所拍的两张相片。哈特曼和他的同僚不仅分析了原始的底片,并找到这位农夫与他面谈。哈特曼的结论是:“这是极少数作过详细调查的飞碟报告之一。此事件中所有的各项因素都很一致,因此可以确定是有一架银色的、金属制的、碟形的,直径有几十米,明显不是由人类所建造的不寻常飞行物,该飞行物被两位目击者目睹到。”
他补充说道:“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伪造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这个案子确实是有实质的证据(如原始底片中物体所测量的准确性)是不能骗人的,可是也不能说完全不能伪造。”
哈特曼指出,约有百分之二有照片为证的案子“看起来都记录得很完整,但却仍未辨认出,也无法辨认出其为空中会飞的——飞碟”。哈特曼是这样写的:“这件事与他们所假设的有不明而且不寻常的太空船穿越美国上空是互相一致的。”
很多类似案件的综合报告都是这样结论的:“如果报告是正确的(由6位空军军官撰写,并且经过地面及空中雷达确认),则它描述的是一个极不寻常且令人疑惑的现象,由于缺乏更进一步的资料,因此必须被列为‘未证实物’。由于资料的高可信度,加上事件重复持续地发生,以及一个高度‘奇怪’的特性,它也必定是目前所知最受争议的UFO事件之一。”或者,可以将结论说为:“虽然的确无法排除传统或自然的解释,但是用它们来解释这件案子的可行性却也似乎很低,至少其中有一个真实的飞碟出现的可能性应该是很高的。”
康登曾调查过极少数的案子,他很少和部属谈论他们的研究即自行撰写了他的结论,他的结论叙述如下:“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UFO是另外一个文明星球来访问地球的太空船的说法是正确的。”他甚至说,“在过去20年的UFO研究中并没有任何可以增加人类科学知识的研究成果。”最后他说,“审慎地思考过现有的各项相关纪录使我们认为,未来对UFO再作更深入的研究也不太可能在科学上有任何更进一步的发展。”
18年后在一次《全球》杂志的访问中,海尼克说:“我觉得康登博士似乎并没有读过他自己的报告,因为那份报告本身就是一个谜。”
由国家科学院11位委员组成的小组检阅了康登的报告,并且同意他的结论:“在目前的知识基础上,对UFO最不可能的解释就是假设是外星来的有智慧的访客。”他们与康登意见一致的是:“研究UFO并不能保证会有更先进的科学成果。”
在1969年1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凯何抱怨说委员会在1947年到1967年间只检查了50个案子,而且那些案子几乎都不是典型的“可靠但无法解释”的报告。空中研究会本身就有1万到1万5千个这样的案子。
海尼克在他的评论中写道,委员会调查过的案子中,有三分之二的案子他绝不会浪费时间去调查。这位空军顾问也注意到委员会的委员常常会解释得太过头,他们会想出像这样的解答:“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应该被归类为所谓的自然现象,而这些自然现象又因为非常罕见,所以在那之前甚至于之后都没有被报道过。”
斯坦福大学天文物理和太空科学教授彼得·史德拉博士,曾经替“电浆研究机构”写了一篇很长的康登评估报告,其结论为:“我认为在康登的报告中存在一些有说服力的案子,这些案子显示在UFO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未知的现象,所以本报告支持更深入地进行UFO科学研究的看法。”
在1969年5月16日康登报告中负责“外太空人见闻”部分的罗沙,曾写了一封信给海尼克说他最近曾出席一次康登的演讲会,演讲的主题为《我曾经热爱过的飞碟》,他写道:“康登很幽默也很好笑,但没有谈到调查过程中比较严肃的部分,而听众也一定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他所接触到的精神不正常或智能不足的人便是他调查的本质,而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探讨。”罗沙把此称为:“调查工作中所有的错误与笑话。”他在信尾提到:“事情已经告诉这些容易受骗的科学家什么才是重要的,而一般不知道情况的大众如今则可能又陷入了另外一个迷惑之中。”
在1970年11月,也就是康登报告的两年之后,由美国航空及太空协会赞助的“飞碟小组委员会”发现,很多康登的结论都是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同时,该报告中对于康登认为“即使作深入的研究也不会具有科学价值”的臆测,发现完全没有理论根据。因此,该小组委员会建议继续进行研究,“因为很难忽视一些文件中无法解释但又是飞碟争辩重要核心的因素。”
“无论如何,”海尼克回忆道,“当康登的报告在1968年出现后,它就成了死亡之吻了。”
康登的报告建议空军应中止蓝皮书计划。一年以后,也就是1969年12月17日,空军参谋长宣布空军22年来的UFO研究工作将要终止。空军将不再参与UFO的研究工作,要将蓝皮书计划封存起来,并将所有的机密档案(42立方英尺,共计超过8万页的文件)解密。在空军22年的调查工作中,有12,618份的见闻报告经过调查,而其中只有701件尚未结案,其他的案件空军均归因于气球、卫星、飞船、照明、折射、星星、行星、太阳、月球、气象所造成。根据空军所提供的说法,22年来,在美国每11天就会有人看到没有人能够解释的飞行物体。
但是与此相关的许多人曾经一度认为美国空军及他们的蓝皮书计划只是表面的挡箭牌,事实上,实际的调查正由另一个或者另外一些机构进行。地面飞碟观察组织的毕尔·斯保丁在检阅空军最近解密的70年代初文件档案时,感觉好像有一些资料已经遗失了。
斯保丁说:“我们一直认为另外还有一个机构或团体一直介入这件事情。换句话说,空军并不是真正的黑脸,如果你能以合理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你会发现空军的计划一直只有大约5个人参与,其中包括几个参谋,编组很小,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做。空军只是想办法从各方面获得相关的资料,但是在看过所有的蓝皮书计划档案后,我们已找不到任何有用的案例了。它们究竟到哪去了?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机构介入,所以我们认为‘要探究这些,就让我们去找中央情报局吧。’”
在1975年新修订的《资讯自由法案》中,“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曾向中央情报局索取一份1953年罗伯生小组的报告,为了回应他们的要求,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些颇受争议的报告,但是中央情报局指出它只参与过罗伯生小组的UFO研究工作。
“其实中央情报局早在罗伯生小组成立之前及发布后续的报告之前,就已经介入了UFO现象的调查工作了,而罗伯生小组的报告即是与该局利益有关而积极介入的一个代表而已。”
经过三年半的持续争辩,中央情报局被迫向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承认他们不仅在罗伯生小组成立以前就开始调查UFO现象,而且之后也一直在进行调查,同时,中情局也拥有412份由该局自行取得的UFO相关文件,而另外有199件则是由其他政府机构所取得的。中央情报局曾撤回900页的UFO目击事件及对UFO处理政策相关的资料。
当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与中央情报局经由法律程序来进行争辩与诉讼时,另外有一位UFO研究者也依照资讯自由法案而提出请求,这一次的对象则是最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而他收到的讯息则是:“有关于你所询问关于UFO的事情,本局特此声明,本局对于UFO事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任何’兴趣(原文中特别强调)。”但是当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与中央情报局进行诉讼时,却发现一些中央情报局的文件是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在经过一段持续的争辩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只发布了其所承认的239件关于UFO的文件中的两件,而法院之所以如此裁决则是基于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UFO团体及一些个别的研究者利用资讯自由法案,使得政府机构发布了三千页先前列为机密的UFO资料(其中包括报告、信件、会议记录及备忘录),所有的这些资料都是具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由此便可看出包括美国政府、陆军、海军、空军、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国防情报局等相关机构在内的政府机构,30年来都对飞碟的研究保持着兴趣。
在数千页与UFO相关的文件中,研究者发现很多旧的具有启发性的备忘录都被存在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中。其中有一份是在1950年就被存在中央情报局的,那一年的11月21日,一位名叫韦伯·史密斯的加拿大运输部工程师,写了一份要求研究“地球磁场可能是能源之源”的研究建议,在这份机密的备忘录中史密斯提到,我谨慎地要求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为我取得以下的资料:
一、这件事被美国政府列为最高机密,甚至高于氢弹的机密等级。
二、飞碟是存在的。
三、尚不明白它们的运作方式,目前凡尼瓦·布希博士领导的小组正集中心力在研究中。
四、这整个事件被美国的权威人士认为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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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任何人曾发现迈尔拥有光学实验室或暗房来伪造他的相片,因此李和维奇希望能了解是谁帮他冲洗相片的,希望这个人能提供一些线索或答案,如此可使他们不需要对迈尔的相片进行测试。他们发现迈尔将所有的底片都送到维特日肯市的一家鲍尔相馆冲洗,该店位于距农场约30到40分钟车程的商业区内。鲍尔相馆的主人是一对约30多岁的夫妻彼得丝和魏利·鲍尔,当和他们个别交谈时会觉得他们很聪明,并且旅行过许多地方,比他们在农场中遇到的大多数人都要具有世界观,英文也说得很好。
当迈尔第一次带着黑白底片去冲洗时,大多都是鲍尔亲自处理的。
鲍尔说:“我冲洗的黑白相片从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他也没有要我做一些特别的处理。虽然很多人怀疑我动过手脚,但我的确没有加过工。当有人带着这种相片来找你时,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这真是一场豪赌呀’,但这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迈尔曾好几次邀请鲍尔陪他一起去与太空船接触并拍照,但他辞谢了。那时他并不太相信迈尔的故事,同时他也没有时间与迈尔在三更半夜驱车或散步于瑞士的乡间。他虽然好奇但并不是那么好奇,当迈尔第一次带着拍完的底片去找鲍尔时,鲍尔曾用放大镜仔细研究过相片。他确信如果相片是重复曝光的,他一定可以看得出来,因为重复曝光的部分一定会比较明显,但是他从未看到过迈尔有修补相片的任何证据。
鲍尔说:“我并不懂UFO,但是相片却是真实的。你可以到法院去控告我,但我仍会告诉你我说的是实话。”
在面谈时,鲍尔说他曾多次卖给迈尔一些可以单手操作的装备,那才是真正的卖点。迈尔买东西时会在店里花很多时间试用各种不同机型的产品,一直到他找到一种他最容易操作的机型。鲍尔曾卖给迈尔一个已在店中放了好多年的爱康牌旧8厘米摄影机,虽然没有人愿意买它,但是它却是目前为止最容易单手使用的摄影机。
鲍尔指出:“如果他有共犯,他就不需要试用这么多机型来挑选单手可以操作的机种了。”
彼得丝也认识迈尔,而且常在店中与他聊天,但迈尔并不知道她也研究过他的相片。
她说:“我并不相信他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奇怪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相片看起来太真实了,绝不像伪造的。照理说,如果有重复曝光或任何复制,你可以从轮廓看得出来,但是在他的相片中你什么也看不到。”
她和她的丈夫经常谈到迈尔,但是他们都无法了解此人是如何创造这些看起来那么真实的相片。彼得丝本人曾经认为迈尔伪造了一切,但是她不能解释他是如何做到的。她也无法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到农场去拜访迈尔,而现在又有这么多人与迈尔住在一起,他们怎么都不怀疑这究竟是不是骗局。她也奇怪迈尔是如何能让这些人保持沉默的,特别是孩子们。她说:“孩子们经常是喜欢说话的。”
鲍尔和彼得丝两人曾经跟着一位年轻人学习所有与摄影相关的知识,这位年轻人是多年前受雇于前任店主的,当该店在1970年出让时,也是他鼓励鲍尔买下这家店的。这位青年名字叫佛雷兹·肯得利曼,现年31岁,并且已经在那家店里工作了十年,他比店里的任何人都了解迈尔,他曾经手并审阅过数百张迈尔的相片,从1973年迈尔开始将他的相片送到鲍尔相馆处理时,他就时常与迈尔谈话。
肯得利曼从小就摄影,16岁时根据瑞士的教育制度,他必须选择一项专业作为他的专攻科目与实习训练,于是他选择了摄影及电视。每当有新的器材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就会购置一台并研究如何使用它。如今,他已经能熟练地拆散及重组很多种相机、录影机及35厘米的摄影机。
肯得利曼这个人很安静,头发散乱地向后披着,不太注重仪表,他与李及维奇有一天早上在鲍尔相馆附近的一间小面包店相遇,起初都是谈论一些家常,如肯得利曼对相机的兴趣,以及他多年来在鲍尔相馆的经验,然后透过翻译李问肯得利曼:“迈尔是否曾经问过有关冲洗相片及暗房技巧的问题?”
肯得利曼摇摇头。
李说:“从来没有?”
肯得利曼把头转向翻译说,迈尔从未问过任何这方面的问题。他继续说:“当然我必须承认,刚开始我也曾对他带来的相片严厉批评过,但是他不断地带这种照片来冲洗,而今,我已经不得不承认这些是真实的了。”
这位照相师也很肯定认为迈尔绝没有秘密彩色照相实验室,因为处理成本及器材都非常昂贵,而且复杂得几乎是不可能一个人就能单独操作的。就连鲍尔相馆也没有如此复杂的实验室。迈尔每星期都会送四到五卷底片到店里来,而鲍尔再转送下面三个地方之一去冲洗;幻灯片送卢山尼柯达店;印晒片送威登斯威的普罗辛实验室;彩色相片冲洗送苏黎士的工作室。
由于迈尔有幻灯片也有冲晒片,所以他的底片必须送到这三家处理。肯得利曼的工作包括随机抽查由显像实验室送回来的相片,检查所有送回的相片以确保相片及幻灯片的品质。他曾经多次在迈尔拿到相片前就先看过相片。所以他很确信从来没有所谓的“加工”相片的处理。
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张是他们特地带去给肯得利曼看的迈尔相片,里面有两架太空船在空中,一架在山丘顶端的下方,而另一架则在该太空船的上方,肯得利曼拿起相片并开始说话。
“如果你要将这两个飞碟重叠处理在同一个布景上,你必须处理很久才能使上面的那一架太空船上面没有任何影子。你也必须了解,当你拿一卷底片来冲洗时,里面会有很多张相片,如果这一张照片是加过工的,那么在那一卷底片里面就应该会有许多张同样画面但拍摄品质不同的照片了,因为他是在拿那一个画面动手脚。”
“如果迈尔只是要冲洗一张照片,或者是一卷底片中的左边或右边的照片,我就立刻可以察觉到这些照片是加工过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照片是伪造的。我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当他送底片来冲洗时,都是送来一整卷的底片,从来没有切割过。”
维奇问肯得利曼迈尔是否可能加工任何照片而他无法侦测出来?肯得利曼变得愤怒并激动地说;“我无法相信,也绝不相信。”
肯得利曼说他们曾一再提醒迈尔要好好照顾他的底片,因为他的底片常常会有刮伤和污点。
李和维奇原以为到鲍尔相馆会发现迈尔曾经常探听一些有关暗房的技术,但是根据店里和他相处时间最多的人的说法,迈尔从未问过此类问题。肯得利曼还告诉他们迈尔大部分的底片都是幻灯片,如果迈尔想伪造这种尺寸的相片,他必须要有特殊的放大器材,但是迈尔什么也没有。
肯得利曼说:“如果他曾经询问有关于放大技术或如何放大摄影的问题就会使我怀疑了,如果他问过特定的问题,我就会特别注意他的照片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使我不相信他的理由。”
也许迈尔所拍摄的8厘米太空船影片是最让肯得利曼印象深刻的了:迈尔影片中的太空船在一株高大的松树前横过,因而造成树木的摇动,太空船在黑森堡上空停留以及太空船在山腰上消失又重新出现在相同画面的下方。
拍摄影片也是肯得利曼的专长,而他却告诉李和维奇:‘当我看到这些影片时,我觉得实在是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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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较热的夏天晚上,迈尔那拥有很多椅子的大厨房里仍然聚集了一堆人。在用完自己种的马铃薯、加上一些奶酪和自制的面包为主的晚餐之后,大多数的人都会留在厨房,尤其是有客人时。他们会把椅子重新排列,他们将椅背倾斜或靠着桌子一直谈话到夜晚,而由厨房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天色慢慢转为灰色,然后变为黑色。
维奇回忆道:“我们曾经有很多这样的夜晚,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谈论的是昴宿星人:他们告诉了迈尔他们对于自己过去的了解,他们从天琴座而来,以及他们如何初次与地球接触。我想我们当时是茫茫然地坐了大约两个小时,而迈尔说话的方式反而更加有趣,他对于认为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令他讶异的事情会特别强调出来。
“我是从两方面来看这些事情的:他所说的事情是不是离奇到难以相信,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我早晚会得到答案的,此时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去体验、观察和聆听这一切,我也很喜欢这些经验。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迈尔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和迈尔本人有关,而是和他叙述事情的方式有关,他一直在说明某人告诉他的事情,无论这些事情的来源是谁,他一定是非常有智慧,非常善于沟通一个事实或一件事件的人,而且是非常具有哲理的(有时候以很不同的方式表现),而且他在技术上是非常精确的,这种精确性连迈尔本身似乎都未察觉。”
迈尔向桌子四周的人解释道:“我们都是昴宿星人,我们是昴宿星人与地球人混合产生的。”
维奇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活得那么久?”
迈尔说:“我们必须自己延长我们的寿命,就像他们在数百万或数十亿年前在他们的星球上所做的一样,生命形态(特别是地球人)的寿命进化得相当缓慢,就像是他的智慧、知识及技能一样。在欧洲,25年前的平均寿命是72岁,而现在已上升到75岁。”
李问:“伊柔星像什么?”
迈尔说他从未到过那里,“但是它看起来很像地球,略小于地球,那里的建筑物都是圆的;车辆没有轮子,可以翱翔;工作都是交由机械手臂和机器人来做。机器人一半是由机械一半是由器官所组成,他们具有思考能力,但是仍由人类在监督所有的事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不超过5个人,双亲以外最多只有3个小孩。”
迈尔告诉他们每年大约有3千艘从银河系其他星系来访问地球的太空船。
他指出:“有8种不同的外星人在地球有基地,他们是来探险、学习和观察的。”
李问:“他们是否想摧毁我们呢?”
迈尔回答:“不,一个能够旅行这么远距离(可能要好几光年)的人类是不会来这里制造动乱或发动战争的。地球人的天性就是战争,他们整个生命都是为战争而活的,所以他们认为其他星球的人也和他们一样,但是这是错误的。”
迈尔说如果昴宿星人有此野心,他们可以在数分钟之内就毁灭地球,而且在几千年以前就可以奴役地球人了。迈尔承认有一些其他的太空船曾经勉强带走某些地球人,他把这和许多地球科学家及人类学家在发现早期人类时会派遣研究小组研究那些原始人,然后再将他们带回实验室的行为相比较。
迈尔说;“人类就是人类。”
如果昴宿星人或其他外星人想要绑架地球人,那只是为了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但偶尔确实会发生错误而使被绑架的人死亡,正如同地球的医师会失误而造成病人死亡一样。但是他们却从未故意取走地球上的生命。
迈尔告诉维奇很多昴宿星人教他的事情。其中最怪异又最有争议性的一件,可能是有关昴宿星人出现在地球上的事。
昴宿星距离地球大约有5百光年,传统的地球物理学指出以人类所能理解最快的速度(光速)来回一趟地球与昴宿星之间需要一千年。但是迈尔认为昴宿星人的推进系统能够比光速还要快上几百万倍,而西米斯就经常由她的家乡伊柔星到地球之间来回旅游,迈尔说昴宿星人走一道只要7个小时。
在第4次接触及第8次接触时,西米斯曾向迈尔解释使昴宿星人的太空船能够超越距离与时间的原因。
她说:“要穿越宇宙空间必须以超越光速好几倍的方式驱使。但是这种推进只有在已经到达光速时方能产生动作。因此,太空船至少需要两个推进系统:一个是正常的推进系统,它能提供加速度一直到达光速;另外一个则是我们所称的超越驱动,它能够同时超越时间与空间。”西米斯解释,“在超越时间与空间时,它们便折叠为零时间和零空间,只有在时间及空间停止存在时,我们才能在极小的微秒时间中通过以光年计算的距离。这种事情发生得太快,以至于一般的生命都无法察觉到。
“我们之所以需要7个小时才能到达地球是因为在转换为超越速度前,我们必须先飞到太空中,然后再到你们太阳系外的超太空环境中,再以正常驱使的方式飞到这里。
“我不可以告诉你更多的细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们先进的科学领域已经在所谓的光放射驱动及速子驱动上有所进展了。他们早已经知道了一些基本原理。光放射驱动就是一般的推进系统,可以使太空船移动到时空的极限,到了那种状态之后,速子驱动便开始运作。这是一种超推进系统,它能强迫时间及空间进入超时空。我们用的是其他的名称,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在1977年史蒂芬第一次去瑞士前,辛斯塔曾寄给他有关昴宿星人推进系统的接触笔记。但史蒂芬从未听过“速子”这个术语,李和维奇也没有听说过。
当维奇看到西米斯向迈尔解释昴宿星人推进系统的接触笔记之后,他经常向迈尔询问这方面的问题。维奇认为迈尔知道的应该比他知道的要多,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因为除了最高深的科学界之外,这方面的资讯确实是很难获得。
维奇说:“他将外星人告诉他的事情都记下来了,然后他再详细整合其所了解的观念,从而成为上述他认为的太空旅行的方式。我是在1978年看到这些笔记的,后来我才知道有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些专家与航空太空总署,或与通用动力这一类的公司联系,且默默地致力于推进系统的观念研究工作。有趣的是写这些笔记的人只有相当于五到六年基础教育的程度,他不是住在大图书馆附近,也不住在大科学中心附近,他更与这些机构没有直接的接触。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速子”是什么东西,大多数的物理学家也不知道速子是什么,而将速子理论观念应用到太空推进确实是有待突破的重要工作。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迈尔曾与他人共同合作而获得这些相关的资料。
“令我吃惊的是当我们开始深入研究时,在笔记中或在迈尔所说的话中,会突然出现一些很复杂、很特别,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很先进的事情。在笔记中有一些有关宇宙及太空机械的知识,治疗方法及先进医疗设备的对话,对于一个住在遥远瑞士乡间的人而言,这些都不可能是他编造出来的,这些大多都是我从他与人交谈时,从他处理知识的方式中注意到的,这些似乎与他的背景不相符,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家庭教师随侍在旁。”
维奇说:“1978年夏天我的第一次旅游结束之后,我们聚在一起讨论,大家都认为迈尔谈话里仍有很多的资讯,以及很多尚未获得解答的问题,我们的兴趣都被挑起来了,我们都被吸引住了。我们以前曾遇到的一些目击者似乎也变得比较诚恳了,整个事件及这些人似乎都在改变。我们也感觉到围绕在迈尔农场四周的气氛也改变了,而这些都是你只能感觉到却又插不上手的。我可以描述的就是,我们所碰到的一些人都有类似的改变,你会发现这些人好像是在手术台上技术性地死亡了二到三分钟后又重新回到人间一样。我曾和两位这种人谈过,所以我知道其间的差异。他们生活平淡融洽,当你与他们谈话时他们都不愿意多谈。这也是我在一些目击者身上感受到的相同感觉。
当我完成旅游离开时,我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又的确是发生了某些事情,而且有些事情仍在持续发生中。’如果迈尔突然在大家面前站起来,并震撼地宣布:‘我捏造了一切。’我是不会欣然接受的,我不相信他捏造了任何事情,因为他不可能知道如何去捏造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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